在曲折的产业扶贫故事讲述中，不断发出对精神启蒙重要性的追问给予了《江山如此多娇》凌厉的触角。然而，剧中对很多扶贫困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是普遍具有理想化色彩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想象性局限的。图为罗晋饰演的村支书濮泉生（上）。
卞天歌
近期播出的扶贫题材剧《江山如此多娇》的关注视角很广，覆盖了产业扶贫与精神扶贫工作的方方面面，且能够从深层揭示扶贫现实中颇具代表性的真问题。然而，作品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提出，却具有想象化、理想化的色彩。如此矛盾的呈现对于当前扶贫题材创作而言，是具有典型性的，这使该剧有了值得评说的一面。
在曲折的产业扶贫叙事中，探讨精神扶贫的重要性
《江山如此多娇》采用了以“产业扶贫叙事包裹精神扶贫主题”的呈现形式，一边勾勒产业脱贫实践中上下求索的艰难历程，一边紧扣住精神扶贫主题，挖掘扶贫工作的难点、痛点，这是该剧难能可贵之处所在。
剧中，一系列层出不穷的矛盾与障碍，锐利地刺向产业扶贫所涉及的各个主体、各个环节中的问题。村书记濮泉生带领村民终于摸索出了桑树养植之路，却首先遭遇了有关部门“一刀切”的懒政行为，创业险些夭折；地处深山、交通极度不便的碗米溪村终于迎来了修路的机会，但征地拆迁的种种典型矛盾又随之出现：安土重迁的惹阿公不愿出让土地、田老八为了争取更多的搬迁款开始抢种、抢建……这些情节切中时弊，真实地构建了脱贫攻坚的现实社会图景。
在曲折的产业扶贫故事讲述中，不断发出对精神启蒙重要性的追问给予了作品凌厉的触角。剧集开篇便是一出由人的思想顽疾所引发的悲剧。山洪暴发在即，村里的惹阿公非要带上自己的寿材才肯离开家。镇书记冒雨帮他转运寿材，脚底一滑，滚下了山，不幸牺牲。在此，落后的思想首先化作无形的伤人利器，奠定着全剧的反思基调。扶贫干部全心投入，带着大家埋头苦干一年多，只因现阶段还没有收益，便直接得到了垫底成绩的评议；第一书记沙鸥劝说村民拿出各自刚得的分红再入股，集资发展大产业，可油盐不进的村民们只不管不顾地同声高呼“分红！分红！”，村民们的“现实”让人心寒又无奈。贫困群众的短视取向被这几处细节描摹得清晰，碗米溪村的精神启蒙工作势在必行。
还值得肯定的是，《江山如此多娇》着意将精神脱贫的曲折性真实地展现出来。无论是“等、靠、要”的懒汉麻长顺，还是嗜赌成性、善妒暴戾的田老八，这些人都不是在一夜之间觉醒的，而是经历了痛苦且不断反复的精神蝉蜕过程。在此，精神贫困的顽固性并没有被低估。作品显示出了足够力度的关注与耐心，对人物的精神成长历程有着绵长、曲折地展现，强调他们要通过自我的精神奋斗而启蒙，完成精神自救。此外，对留守儿童与农村女性生存现状等社会问题的观照也显示出了创作者较强的人文关怀。这也使作品得以克服“只见扶贫人，不见脱贫人”的创作误区。
客观来说，《江山如此多娇》是一部完成度较高的扶贫剧。作品对诸多真实扶贫困境的揭示是有深度的，所反映的问题也是到位的。不难推断，创作团队一定是深入过基层，以双脚丈量过山区土地，以双眼亲自“看真贫”进而完成创作的，绝非脱离扶贫生活，缺乏事实根据地进行面壁虚构、随意挥写。
创作要走向现实更深处，需要突破自我想象的限度
但是，《江山如此多娇》对很多扶贫困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是普遍具有理想化色彩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想象性局限的。
曾经的
同样的想象化方案也频频出现在此前播出的其他一些扶贫剧中：原本的懒汉贾吉祥无意中开始了养牛直播，便成了网红，顺利脱贫；第一书记网络直播帮村民带货，轻松解决猕猴桃滞销难题。这些情节固然符合艺术真实，但与生活真实却存在着距离。
可以理解，作品想反映的是，发展互联网经济已成为农业转型的“风口”，是当前产业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可是，无论是扶贫干部还是村民，作为不了解电商运营基础与营销技能的“小白”，在早已成为红海、竞争极其激烈的直播领域轻易地突出重围，是否符合现实真实，还是仅是一种单纯的愿景？
此外，沙鸥这一角色有着“卡里斯马”(charisma)式人物的色彩。扶贫路上，电视台领导是无条件支持她的神助手，不仅能适时地帮助碗米溪村开展宣传工作，甚至愿意拿出18万专项扶贫基金来垫付村民的预分红，而且这还仅是经沙鸥“随口一说”的情况下。此情节不禁使人联想起在霸道总裁保驾护航下顺利“打怪升级”的傻白甜。
只能说，创作者对扶贫工作的另一部分现实似乎还不够充分了解。近年来驻村第一书记的实践困境愈发受到学界的关注，笔者在一份中国农业大学的田野调查报告中了解到，第一书记扶贫工作的开展受到复杂的社会性、结构性因素影响。其中，原单位有限资源的条件限制正是掣肘之一。事实上，除了一些强势部门外，大部分第一书记的原单位是本身资源有限、资金紧张的，很难为其提供除了基本工资以外的其他经费。
缺乏资源支持，在驻村工作之中又处处受到当地条件的制约，无法顺利地推进工作的开展，这才是第一书记的真实工作处境，这也理应成为扶贫剧所关注的严肃内容。如果想象化的解决方式、一蹴而就的解决过程能化解得了扶贫工作本身的难度之大、任务之重，那么扶贫还何需谈“攻坚”二字？
再如，作品对留守儿童心理缺失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请村里的幺姑教孩子们唱歌。连弹幕都一同质疑道：这能解决问题吗？还是仅为了后续幺姑家庭的矛盾激化情节进行铺垫？
如上种种，使人不禁好奇，作品提出的问题在现实的扶贫工作中到底解决没有？如果解决了，到底用了怎样的方式？如果没有解决，那更应如实地进行反映与呈现。
因为这恰恰为扶贫题材创作提供了更值得书写的素材，也将赋予作品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电视剧作为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其文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扶贫剧如能将这些未解决的难题视为突破方向进行艺术升华与凝练，将对扶贫实践的开展乃至全社会对扶贫攻坚现实的认知都具有正面的启示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冷峻的现实问题与想象化的解决方案在文本叙事中纠缠、较劲，绝不是《江山如此多娇》一部剧的问题，而是当前一些扶贫题材作品的通病。扶贫题材创作虽然“看真贫”看得真切，可还需要观照“扶真贫”后续的一系列具体实践。这要求创作者走向现实的更深处，突破自我想象的限度。不然，作品中对扶贫现实困境的展示至多也只能激发起观众的一份短暂的同情与痛心而已。
对困境的书写赋予电视剧创作以深刻的现实意义，而这里的“现实”理应包含无法克服的困难与始终未解的难题。如此，作品将被贯注更深沉、更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以此突破当前扶贫题材创作的限度，迈向更高的台阶。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后）